黄宗英：想念那些天真的人
93岁的黄宗英一身红衣，在初冬的阳光里，笑得很甜，很美。
11月30日，有一部叫《请你记住我》的小成本电影上映，排片和票房都几乎被商业大片淹没。但这部电影是特别的，穿插在一对年轻人影影绰绰的老上海弄堂生活中的，是赵丹和黄宗英的爱情故事，是一座城市关于电影的黄金时代。黄宗英出现在大银幕上，她回忆了很多事，她说：“我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
电影上映当天，我到华东医院探访老人。红色棉袄、红色围巾、红色小帽，93岁的黄宗英正捧着十英寸的小屏，专注地在看《乌鸦与麻雀》，阳光和煦、明亮、温暖，这一幕美好得叫人不忍打扰。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了，她在看《林则徐》。还是昨天那一身红，大概因为“丹”是红的颜色。因为总是会想起阿丹，“想他的时候，就找出这些老片子，看一看。”
1．最爱，《乌鸦与麻雀》
问老人，阿丹演过那么多戏，你最喜欢哪一部？黄宗英没有迟疑，回答说：“《乌鸦与麻雀》。”回忆起这部电影，大约有讲不完的故事，“这部片子，我们在迎接解放的炮声中拍的，拍得踏踏实实，拍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其实编剧和拍摄都不“踏实”。1948年初他们聚在昆仑老板任宗德在上海湖南路的家里，客厅里麻将台子摆起来，沈浮夫人高依云、吴茵，还有黄宗英像模像样稀里哗啦打麻将，以掩护屋角打扑克的一桌——编剧组在记分纸的背面记剧本提要。隔三差五地打十六圈麻将，文学剧本便完成了，然后就进入紧张的内景拍摄。“送审的剧本是伪造的，拍摄的剧本，就藏在高高的摄影棚灯光高台，颤悠悠的踏板一端。”关于赵丹，关于和赵丹一起演戏的日子，点点滴滴，黄宗英都记得那样真切。她说：“最怀念那段日子。”
日子往前倒数两年，“我第一次见赵丹，（他）扣子也扣错了。”1946年初涉银幕，黄宗英演了沈浮导演的《追》，在里面演一个买办家庭的大小姐，同情并掩护表哥去参加革命，由此被昆仑厂的导演陈鲤庭和赵丹相中，1947年初夏，她从北京来到上海，参演了《幸福狂想曲》。“影片中我们是情人，可是我有点怕他。”不成想，这个叫她有点怕的男人，这个已经演过十多年话剧、电影，蹲过五年大牢的男人，在电影扫尾工作时候，忽然孩子气地对她说，“我不能离开你，你应该是我的妻子。”很快，黄宗英跟第二任丈夫程述尧离婚，嫁给了赵丹，“他一生坎坷，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他分忧。”
问黄宗英，觉得这一辈子苦不苦，她坚定地回答我说：“不苦，一点也不苦。”
是的，不苦。她说：“赵丹一演戏，就把我也忘了，我就最喜欢他把我也忘了的神情。”她说，阿丹出狱后画了一幅千峰万壑锁不住的瀑布清泉，题诗“活泼泼地出山来”，任凭千难万阻，还是出来了。她说，“他是在知心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更殷切的期待中，落下生命之幕的。”人去艺存，是艺人之幸。她说阿丹最后的遗言是，“愿天下都乐。”
是的，不苦。当我问黄宗英，坚强或是天真，哪一个才是她的生命底色，她认真地说：“开朗。”
2．启蒙，黄佐临先生
日子再往前倒数，“想想，一九四一年八九月间到的上海，那年我十六岁。”九岁丧父，初中毕业以后，黄宗英便开始考虑辍学养家为哥哥弟弟缴学费，她自学打字、英文、临帖，大约想试着找个写字间的工作。哥哥先到了上海演戏，唤她来，她懵懵懂懂地便来了。在桃源村的一间小小的亭子间，她看到了一大叠《剧场艺术》杂志和各种剧本，也还是懵懵懂懂的。
第二天，哥哥就带她去了卡尔登剧院（今长江剧场），“那天剧院正在演《蜕变》，曹禺编剧，黄佐临导演。”那一晚，舞台上下的爱国热情彼此融成一片，热烈、犀利、慷慨、沉痛……那一晚，演员们多次谢幕，观众迟迟不肯走，这都让16岁的黄宗英觉得，自己将要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虽然以前她从不曾想过。
隔日，黄佐临便安排这个高高的“小妹”做了舞台替补。从八九月间，到“双十节”左右第一次上台，左右不过月余。77年过去，黄宗英还记得那一晚。“糟糕，脚灯的光怎么这么亮，我什么也看不见，台上的人都站在哪儿？”当还没有弄清楚是谁说到哪句话她该上场，便被舞台监督后背一拍给推了出去。被舞台吓傻了的黄宗英，赶忙把自己的台词一段段往外抛，最后提前大哭大闹起来，被人拖下场来。戏散了，小女孩在后台惊魂不定，一盘蛋炒饭早都凉透了。黄佐临来到化妆间，她仰头看一眼，又低下头，觉得自己闯了大祸，没想到听到先生一字一字地说：“小妹，明天还你上。”十六岁的女演员，就这样出道了。
黄宗英说：“这定了我的终身”。
两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剧团解散了。黄宗英和哥哥也快要没地方栖身，“那会儿住在古巴路（今富民路）的一间亭子间，我睡一张单人铁床，宗江地铺在我床前，如果我要起床，两脚就站在他的铺上了。”如此促狭，也因着房东把整幢房子顶了出去，再住不下去了。在山河沦亡的日子，黄佐临、丹妮夫妇邀请他们住进了卫乐园。
很多事悄然消散在时光里，但黄宗英始终都记得，那年哥哥宗江和石挥住在客厅，她时常在小后窗下用功地读书；记得黄佐临夫妇按照石挥一顿吃六碗饭的米钱折算出每人每月八块钱的饭钱，好让他们安心在黄家吃饭，“那些钱其实都欠着也没有给”；还记得黄佐临说过，“有时应当什么都不干，就什么都不干，可以小做，应该大干，当然大干。”黄宗英说，很遗憾真正追随黄佐临先生的只有卫乐园的那半年，“但思想的启蒙往往在一瞬间”。我想，这才定了她的终身。
好多年前，黄佐临还健在的时候，到卫乐园做客完，黄宗英会就近去巴金家。在他们面前，哪怕六七十岁，满头白发，黄宗英也还是个可以扮鬼脸的小女孩。那时她说，他们都是天地间的正气，只要能看他们一眼，自己心里也会扶正祛邪念的。现在他们都走了，她说，在她心里，“他们永远都是天真的。”
3．不悔，跌宕的人生
时间往后拨算。1965年起，黄宗英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职创作，她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报告文学，更用人生的热忱来写报告文学。比起65岁跟着中央电视台《望长城》剧组挺进罗布泊，在没有一片绿叶、没有一只活鸟的罗布泊待足18个日夜，69岁时候第三次进藏，奔赴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带——世界第一大峡谷，真的差点要了黄宗英的命。
那次进藏，消息传开，几乎便没有人赞同她去。按照黄宗英的说法是，为了支持生态学家徐凤翔，使其不因经费短缺而中断十五年来对藏东南高原植被之考察，便把自己抵押给了北京电视台。
1982年秋天，黄宗英便为了采访女植物生态学家徐凤翔，跟着她在森林的帐篷里住过一段时间，并写出了报告文学佳作《小木屋》，她说：“要让作品为科研项目助阵。”按照老伴冯亦代的说法，“我看这位白发婆婆，一早起来就看有关西藏的典籍，又做笔记，又做卡片，我实在不忍心对她说一个‘不’字。”可那一次，等冯亦代再见到黄宗英时，她在林芝解放军115医院有过两天两夜不省人事，醒来时签自己的名字，“黄”字都少了两只脚；她回到北京，脸上手上都还发出蓝色来，“甚至原来那双十分明亮的眼睛也变得灰暗可怜”。
所幸，明亮的眼神很快又回来了。所幸，今天当我们再问黄宗英，那么危险，那么艰苦，后不后悔，遗不遗憾？她带着干净、温暖而又明亮的眼神，认真地回答说：“这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
记者手记：别说自己老了
不忍打扰老人太多，便收拾好纸笔，走出病房。跟照顾黄宗英的小琴聊天，她告诉我说，老人每天五点起床，洗漱、早饭，五点半回到床上躺一会儿，七点半再起床，九点半再回到床上……晚上八九点睡，生活规律。”她说，除了看赵丹演过的电影，黄宗英偶尔哼歌，抑或是拿张旧报纸写写画画，还看电视新闻，“93岁了，能自己吃水饺、苹果，还能对答出她自己写的诗。”
这真叫人欣喜。于是，又忍不住返回病房，伴着床头那满满当当的小玩偶，看黄宗英跟小琴对答了一首《别说自己老了》：“别说自己老了，别老说自己老了。暮年，该来的烦恼找上了我，我就跟比我还糟糕的人去比较。于是坦然一笑，哈哈，还好，还好。其实一个人只要积极、乐观、心态平衡，就永远不会老。”
黄宗英在初冬的阳光里，笑得很甜，很美。
红色的、欣欣然的生命热忱，在一个93岁的老人身上舒展开来，分外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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